石心桥：论朱熹的生死观
简要内容：朱熹（1130-1200年），字元晦，祖籍江西婺源，后人称其为“朱文公”，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。综观朱熹坎坷的一生以及他的学说思想，不难寻觅其对人生的鲜明立场和对死亡的态度。另外，朱熹的生死观还集中地体现于其为家人、朋友、亲戚以及受人所托所撰写的墓志铭祭文之中。通过对朱熹的生死观的挖掘发现：朱熹的生死观基本上承接以往的儒家对待人生的态度和价值立场。同时，基于生命自身的感悟，朱熹对生死亦有自己独特的体认和看法。
朱熹（1130-1200年），字元晦，祖籍江西婺源，后人称其为“朱文公”，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。综观朱熹坎坷的一生以及他的学说思想，不难寻觅其对人生的鲜明立场和对死亡的态度。另外，朱熹的生死观还集中地体现于其为家人、朋友、亲戚以及受人所托所撰写的墓志铭祭文之中。通过对朱熹的生死观的挖掘发现：朱熹的生死观基本上承接以往的儒家对待人生的态度和价值立场。同时，基于生命自身的感悟，朱熹对生死亦有自己独特的体认和看法。
一、 重生轻死的现实主义立场
死亡是人必然的归宿，没有人能够逃避。不仅一个人有对死亡的看法，而且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都有对死亡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以及群众心理，这也直接构成了它们各自的文化表征。原始部落囿于对死亡的恐惧心理，自发形成各种死亡禁忌；宗教则采取对象化自身去虚构彼岸世界，以便人们能够获得终极的关怀，从而超越生死。而儒家则以强烈的入世情怀，希冀今生的辉煌，挥走死后的遗憾。它以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，强调以今生的使命，去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死命。朱熹亦是如此。
朱熹基本上认同《论语》中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[1]的讳谈死亡的态度。“或问鬼神有无。曰：此岂卒乍可说！便说，公亦岂能信得及。须于众理看得渐明，则此惑自解。[樊迟问知道。子曰：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人且理会合当理会底事，其理会未得底，且推向一边。待日用常行处理会得透，则鬼神之理将自且得，乃所以为知也。[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！]意思亦如此。”[2]显然，在朱熹那里，现实世界是他的立足点。而且，人的认识逻辑是从简单到复杂，从具体到抽象，知识的积累也只有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够达到理解的深化。就如他所言：“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至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”[3]按照这种循序渐进的认识顺序，自然要先从“日用常行处理会”，等到“工夫尽了”，“鬼神之理自然会明白”。因此他不愿意谈论那说不明、扯不清，过于迂阔的“鬼神”问题。才会将其视为“第二著”，“且推向一边”。并且，他还说：“须要一一尽得这生的道理，则死的道理皆可知矣。张子所谓‘存吾顺也，没吾宁也’是也。”[4]
朱熹的这种“重生轻死”的现实主义立场，是承继儒家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的传统以及深刻反省当时比较盛行的民间鬼神的基础上形成的。它对于揭穿巫术邪说，破除迷信盲从，荡涤社会风气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与之同时，在认识上，穷尽了生的道理，死的道理自然就会知道，它的必然结果又是张横渠的“存，吾顺也，没，吾宁也”的人生态度。那就直接将生与死置于自然主义的平台，构成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本。人倒是因此而消解对生命的过分执著，也可以减轻死亡对人的心理造成的恐惧和压力。尽管是否穷尽了生的道理，死的道理自明，这两者在逻辑上能否构成必然的联系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。但是，通观世界上著名的大科学家、大学问家、大思想家，包括朱熹本人，几乎没有人在死亡面前恐惧不安，丧失死亡尊严的。这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。
朱熹不仅在理论上重生轻死，在现实中也是这样。他一生的嘉言懿行、丰功伟绩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正是他生的价值凸显了他死的意义。朱熹曾涉足政治，虽然短暂的仕途，却给历史增辉不少。在做地方官时，轻敛薄赋，赈灾济贫，秉公办事，不畏豪强，锐意改革，关心疾苦，赢得了百姓衷心的爱戴。到了朝廷，他冒着丢官和生命的危险，他直言上书，“力格君心之非”。他以其实言、实事、实功践履着儒家的伦理原则。
朱熹在他思想上的成就又远甚于他的实行的影响，两者共同丰润了他的生命。虽如《宋史˙朱熹传》所概括的那样“熹登第五十年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朝才四十四日”。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做学问和兴教育上。他兴办书院，聚徒讲学，培养了众多的人才，为弘扬理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他毕生所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，不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，而且也是亚洲文化圈一朵奇葩。其学问之孜孜不倦，其著述之丰富，涉及领域之宽广，都成为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奇观。
朱熹将他的事业融入了他的生命，所以他永远活在事业之中。他知道，死亡是无法抗拒的，他所表现的不是与命运作对，而是继续未竟的事业。在死亡面前保持了一个儒者的尊严。在临终前一个月的一天，他看到十年前，南城的一个朋友给他画的像，再回头照照镜子，发觉自己苍老了好多，不仅感慨万分，口占七绝：苍颜已是十年前，把镜回看一怅然。履薄临深谅无几，且将余日对残编。[5]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的他，已经预感到死亡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，生命属于他的日子已经不多。然而，他仍然念念不忘没有完成的著作，真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
在他写给吕祖谦的祭文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：“呜呼哀哉！天将割于斯文，何其酷耶！往岁已夺吾敬夫，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！道学将谁使之振？君德将谁使之复？后人将谁使之诲？斯民将谁使之福矣？经说将谁使之继，事记将谁使之续耶？若我之愚，则病将孰为之箴，而过将谁使之督耶？然则伯恭之亡，曷为不使我失声而惊呼，号天而痛哭耶！”[6]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，而是生者的不幸。死亡所带来的不幸又远远大于死亡本身的不幸。死亡割断了人在现实的事业的进程，对于强调生当有所作为的朱熹而言，没有比这更不幸了。
人生有许多值得做的事情。无所事事所带来的是无聊、烦躁、不安。在朱熹那里，重生轻死强调的是生与死的地位孰重孰轻的问题，而不是轻视生命，走向死亡。相反，而是要珍惜今生有限的生命。人首先是要活着，活得好，然后才谈得上面对死亡。生与死也并非全然对立。只有凸现生的价值才能够彰显死的意义。这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，必然有助于培养乐观的入世精神和雄健的进取精神。人一旦具备这样的精神，不仅能够勇于面对自己的人生，而且能够毫无畏惧地面对死亡。同时，人之所为的一系列事情、事件、事功构成了生命的意义链。人也只有在生命的意义的追求中，才能够找到灵魂的歇顿之所，既可以挤走百无聊奈的浩叹，也可以挥走游离恍惚的死亡的阴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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